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哪里，人们就更倾向于在哪里安家落户。
作者︱张弘
老家院子杂草丛生。
疫情三年中，父母先后离世。今年清明，两个妹妹特意回乡给他们上坟。
曾几何时，进入城市，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是农民遥不可及的梦想。随着2014年弟弟在县城买房，父母从湖北省云梦县隔蒲镇张家坡，住到了云梦城关的商品房项目隆盛华府。可以说，由于弟弟的努力，父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过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
年过八旬的岳父岳母也是如此。大概在20年前，在外工作的四儿子利用积蓄，花了4万元在云梦城关交警大队的宿舍楼买了一套大约八十平米的三居室旧房，他们从曾店余楼村十陶搬到了云梦县城。十几年来，他们早已适应城镇的生活。由于临近长途汽车站，亲戚、后辈、乡邻等出门或者回家，经常在岳父这里逗留。
随后，岳父的大女婿一家，二儿子一家先后都在县城买房。而岳父的大儿子早就在县城工作和生活了多年。在曾店徐洼村生活的二女儿一家，后来也在县城购房。一大家人分布于云梦县城关镇各个住宅小区。每逢节日，总有后辈来看望岳父岳母。
变革中的村庄和县城
来北京24年，在2020年以前，我每年都要回家。这些年，农民的生活总的来说在变好。即便在家种地，一年也有稳定的收入。年轻人出门打工或者做一点小生意，收入更高。
早些年，由于出路有限，村里人大都在武汉卖菜，赚一点辛苦钱。经过多年的积攒，然后在张家坡拆掉1976年集体迁移所盖的老房，重建楼房。我家的三间楼房1991年建成，算是村里最早的一批楼房。为此，父母曾经颇感自豪。随着打工渠道的拓展，以及房地产带来建筑、装潢的兴起，农民的出路越来越多，很多买菜的人上东北、下深圳，干起了泥瓦匠和装修，村里的楼房越来越多，现在几乎家家如此。由于原来的房屋间距和空间是按照盖瓦的平房预留，如此一来，前排和后排的房屋间距就过于狭窄，门口的院子也太小太小。
这些年，农村人的生活明显变好。几乎每一年我回老家，都能感受到家乡发生的细微变化。先是大部分的村里通了水泥路，然后，少数临近隔蒲镇的村子通了自来水。张家坡离隔蒲镇四里地，两年前春节我回家，母亲说，村里人集资通自来水，我给了母亲500块钱。2006年春节我回家时获悉，当年通自来水没有搞成。有一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在县城团聚。母亲告诉我，张家坡已经通了自来水，每户集资了600元。
数年前回家过年，村里的一位在东北搞建筑的族兄就对我如实描绘了他眼中的中国移民趋向：北上广的人们想移民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类似武汉这样的二线城市的人向北上广移动，地级城市如湖北的孝感、襄樊等地方的人向武汉这样的省会城市移动，镇、县城的人向地级城市移动，农民向镇、县城和省会城市移动。当然，也有人直接在北上广或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流动定居，但是数量较少。
此前，云梦县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县，而隔蒲镇又是云梦县人口密度最大的镇。我所在的张家坡，人均耕地只有六七分田。虽然在家种地也有一定的收入，但是，愿意在家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由于地少人多，加上搞土地承包的时候土地分得很散，因此，土地流转比较麻烦。母亲说，我家的地让别人种，但是每年给的钱很少。平时在村庄生活的人不多，有的人春节会回来，有的春节也不回。热闹几天后，人们拖着各自的行李箱，带着包裹奔向全国各地。
母亲生前还告诉我，现在农村的姑娘结婚，向男方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在县城有一套房，在镇上的房子不算数。但是，村里只有几家在武汉买了二手房，尽管县城的房价只有两千多，但是买房带装修至少也需要30万元左右，这对于打工的农民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因此，这些年到县城买新房的人也很少。妻子二姐的二儿子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居室，只有春节回来时住上十几天。
在县城，房地产项目遍布于各个区域，父母居住的隆盛华府因为楼前面是一个湖，因此号称湖景房。当初最低价3650元每平米，每一层加50元。2016年春节我去打听的时候，售楼人员说可以稍稍优惠一点，但幅度很小。2017年春节之前，弟弟无比气愤地发来微信，隆盛华府正在清盘，尾房价为2980元每平米。“我买给爸妈住的房子，多花了十四五万。”母亲也为此懊悔不已。她告诉我，春节的时候，隆盛华府的人会多一些。春节一过，住在小区的人明显减少。她指着隆盛华府后面一个楼盘说，“这个楼房平时灯都不亮，这几天有几家住户的灯亮了。”
早在十多年前，隔蒲镇就将很多行政村的小学撤了，合并到镇上的小学。原来在村小学，儿子女儿上学很方便。搬到镇里后，不得不骑自行车上学。当时有一点让我很不满意，在村小学，一个老师的班上一般是十几个到三十几个学生不等，搬到镇上后，一个班通常是六七十个学生。毕竟老师的精力有限，这么多学生，哪里顾得过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仍未改变，反而越演愈烈。姑妈家的大表哥认为，这是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城镇化，故意这么做的。“学校都搬到城镇，就是为了让农民在城镇买房。”但是，我的儿子女儿在县一中上完高中，到2015年双双考大学到北京之前，三年来一直是租房。母亲也告诉我，为了孩子在县城购房的人也有，但是很少，大多数都是租房。
父母和爹爹（爷爷）的坟墓。
离开农村是大势所趋
住进县城十几年，岳父岳母早已习惯了城镇的生活。但是，由于早年生活过于贫困，对贫穷的恐惧顽强地盘踞在他们心头。这些往昔生活的阴影，迄今仍然笼罩着他们的世界。
岳父岳母养大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大集体时代，他们一家吃尽了苦头。由于有文化的岳父坚持让孩子们上学，家里更是雪上加霜，是十陶村里最贫困的家庭。由于岳母老实，经常受到岳父大哥的欺负。至今，她对这些陈年旧事仍不能释怀。
大约在20年前，妻子的四哥掏出自己的积蓄4万元，为岳父岳母买了一套大约八十平米的三居室旧房，并留下了一笔用于装修的钱。但是，岳父岳母只是简单将房屋里面粉刷了一下，然后住了进去。厨房的墙壁没有安装任何橱柜，这使得厨房显得异常，两个人站在里面就转不开身，厕所里，粗大的管道直接裸露，马桶安装后一直有很大的气味，而且不太畅通，由蹲式换为坐式之后也没有什么改观。
早年岳父岳母身体健康的时候，由于住地临近云梦县长途汽车站，总有人到岳父这里站脚，有时也需要住宿。岳父这里三个房间都摆放了1.5米宽的双人床。但是，这些床过于简陋，是用木板直接拼起来的，床的两侧既没有梁，中间也没有横橕。他们用几根竹篙在四个床脚撑起起了蚊帐。
云梦县夏热冬冷，妻子的四哥后来为他们在卧室安装了空调。但是，岳父岳母总是害怕耗电量大，舍不得开。直到后来岳父中风，后来又脑梗塞，后人照顾至今一直没有痊愈，这才在夏天使用，偶尔在冬天的晚上开一下采暖。
前几年岳母身体尚好时，她和岳父经常一起出门遛弯儿。看到一个空塑料瓶，或者可以卖废品的东西，岳母就会捡回来。为此，岳父和儿子、女儿们经常劝她不要这样做，因为儿子们给的生活费就花不完。但是，岳母一直我行我素。直到之后她身体差了一点，这才改掉了这个习惯。这些年，由于岳父岳母身体健康不佳，家里很少有人去了——现在，岳母巴不得有人来看自己。
而我的父母则是2015年秋天我女儿和儿子高考完毕之后住进隆盛华府的。在县城照顾我女儿和儿子三年，母亲早就习惯城镇的生活。她白天找人聊天，出门买菜，遛弯，晚饭后出门跳广场舞，天气不好就在家看电视。但是，我父亲刚住到县城时很不习惯，经常骑着电动车往返于张家坡老家和县城之间。2017年春节回去，母亲说，父亲已经习惯了县城的生活，隆盛华府旁边有一家图书馆，他经常到那里看书或借书。春节前，弟弟收拾了办公室的一大堆图书，直接从北京快递回了县城。
父母养育了我和弟弟两个儿子，以及我的两个妹妹。大集体的时候，我家也是张家坡最贫困的家庭之一。往日的生活烙印，深深刻在了父母的心头。
在县城，母亲在有些地方过于节俭。买菜、买生活用品总是贪便宜。有时，就为了便宜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她可以坐免费的公共汽车到批发市场，劳神费力划上半天时间往返。2017年春节前，母亲担心过年期间和年后菜价太高，买了一大堆不新鲜的便宜菜囤在家里，结果辣椒黄瓜都烂了。炒熟的红菜苔因为放得太久，吃到口里有苦味而且一点都不嫩，随弟弟回家过年的侄女吃坏了肚子，连续两天上吐下泻。气得弟弟把家里这些变质的蔬菜全部拿下去扔了。
由于父亲怕热，弟弟在家里安装了空调。但是母亲说，夏天时，住在19层很凉快，空调不需要开。冬天时，父亲觉得家里冷，但是老两口也不开空调采暖。只是因为春节时我和弟弟一家都回去了，弟弟这才开了一下采暖。而家里的洗衣机，母亲平时基本不用，都是用旧床单罩着。弟弟很生气，说机器不用过几年也锈烂了，但也不起作用。
虽然中风后医生让父亲少吃肉多吃蔬菜，但是对大饥荒心有余悸的父亲仍然改不过来。在家几天，我看到他只吃肉，基本不吃蔬菜。这样的生活习惯让父亲付出了代价。2019年11月5日深夜，父亲因为突发心梗离世。父亲走后，母亲一直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因为严重缺钙，她摔倒两次，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在2023年1月17日离世。
尽管父亲母亲生前都已经融入了城镇（包括岳父岳母），住进了楼房，但是，他们本质上仍然还是农民。过去几十年贫困艰苦的生活，已经完全铸造了他们的身心。人的城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艰巨的过程——甚至已经无法完成。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不必患得患失
在农村，由于人口大量流失，以及出生率的下降，很多村子开始合并。我家原来所在的建设村在百度地图已经搜不到了，而是合并到了和平村。父母在张家坡建造的楼房还在，但院子里长出了很深的野草。
显而易见的是，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哪里，人们就更倾向于在哪里安家落户。很多打工者或许会经常幻想，赚取在大城市的收入，花费却是老家的生活水平。但是，这永远不可能成真。农村的生活安逸，但工作机会很少且收入有限；外出打工辛苦，但收入却好于农村，大城市的机会和各种公共资源也更多。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不必患得患失。
迄今为止，我已经在北京生活24年，尽管老家经常在我心头萦绕，但我知道，我早已扎根北京。余英时先生曾说自己没有乡愁，同样，我也没有乡愁。
